本所报送案例入选嘉兴律师业务典型案例丨陈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为总结嘉兴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推动法治建设的实践成果，展现律师队伍的专业价值与责任担当，嘉兴市律师协会组织开展了嘉兴律师业务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经广泛征集与严格评审，25篇具有典型性、示范性、创新性的优秀案例脱颖而出，正式入选嘉兴律师业务典型案例库。其中由我所赵佳律师报送的《陈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入选。

陈某（女）与王某（男）在2015年10月经介绍相亲认识并交往，后于2016年5月20日登记结婚，长女陈某某于2019年11月15日出生，次子王某某于2022年4月10日出生，双方家庭因孩子取名问题开始产生矛盾。2022年6月11日，王某突发脑梗入院治疗，后被诊断为偏瘫、言语障碍、左侧脑梗死等。陈某因子女尚年幼，且正值疫情，故回家照顾子女，兼顾经营公司，王某由其父母照料。后双方家庭矛盾进一步加剧，王某因脑梗导致失语同时丧失部分记忆，对陈某及其子女均无法辨认，陈某认为双方无法再继续共同生活，故起诉离婚，诉请两子女均由女方抚养。本案于2023年6月第一次起诉，法院经多次调解，被告父母以被告身体尚未恢复为由，拒绝沟通调解，直至2023年8月22日，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当庭宣判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后原告于2024年5月24日再次起诉，经多次调解沟通，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原告争取到两个子女的抚养权。

首先，主动建立沟通桥梁，积极促进案件推进。本案中，原告的核心诉求就是争取到两个子女的抚养权，鉴于第一次起诉，被告父母均以消极态度应对，代理人认为双方基本没有达成调解的可能，如要证明被告因身体状况不符合抚养条件，最好能够提供行为能力鉴定，但被告也不可能配合。故在第一次驳回起诉后，代理人在与当事人协商后，决定主动与被告家属进行沟通。于是在2024年3月8日代理人到被告家中，与被告及其父母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主要就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以及抚养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向被告父母进行了告知和解释，基本说服被告父母应当聘请律师，由律师代理进行离婚诉讼，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之后代理人也与被告家人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一方面是与原告沟通后延长了第二次起诉的时间，给被告充分的思想准备时间。另一方面多次通过微信转发的方式让两位老人看到了孙子孙女的照片和视频，给他们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降低了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争取法官理解。因起诉时，长女已满4周岁，次子也满2周岁，已不满足“两岁以下随母原则”，且被告父母也强烈要求其中一个子女的抚养权归被告，在目前司法判例大概率支持“一家一个”原则且被告并不存在法定不符合抚养条件的情形的前提下，代理人深知法官很难做出这样的判决，最终还是要通过调解。故本案在第二次起诉后，通过庭审过程中的提问和辩论环节，基本确定了被告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与正常人仍有较大差距，且被告父母虽然一直表示可以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责任，但实际上被告父母年岁已高，身体状况欠佳，又从未抚养过两个孩子，足以证明在被告的生活起居仍需要照料的情况下，他们并不能担负照顾幼儿的责任。在庭后代理人向法官出示了两个孩子均为过敏性体质，次子多次住院治疗甚至因高温惊厥进行抢救的医疗记录，充分表达了作为从小精心照料两个孩子的母亲，确实无法放心将孩子交给从未抚养过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客观原因。

最后，通过让渡财产的方式，争取调解机会。本案在诉讼过程中，代理人调取了被告银行卡流水，证明被告家人在被告住院治疗期间，通过取现和银行转账等方式，陆续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近80万元。被告提供所有医疗发票用于证明该款项主要用于被告的治疗。代理人在对近200张医疗发票进行仔细核算后，得出所有医疗自费金额仅为12万余元，因此要求将70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当被告家属得知如本案判决，必然需要拿出35万元给原告后，原告提出调解方案，即被告同意两个子女的抚养权均归原告，原告可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及被告需要支付的抚养费等。最终，在法官的多次调解下，被告及其代理人在调解书上签字。本案于2025年2月10日取得了《民事调解书》，代理人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核心的利益诉求。

一是坚持法理情相统一，兼顾个案利益与家庭长远和谐。 家事纠纷的化解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更需综合考量小家庭与大家族的整体利益平衡。本案中，代理人在坚定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并未将对方当事人及其家属置于对立面，而是主动延伸法律服务触角，通过上门普法与释法说理，深入了解对方的核心诉求与情感症结。这种“向前一步”的沟通方式，不仅有效缓解了对立情绪，更为后续调解奠定了信任基础。这启示我们，在处理家事案件时，应秉持“案结事了人和”的理念，以真诚和专业化解矛盾，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诉讼对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次生伤害。

二是发挥性别与角色共情优势，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成实质解纷。 代理人兼具女律师与母亲的双重身份，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家事案件中细腻的情感脉络，深刻理解当事人争取抚养权背后的深层动机。在诉讼策略上，代理人将这份共情转化为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精准论证，通过详实的医疗记录与抚养事实，向法庭充分阐释了由母亲统一抚养对过敏性体质幼儿成长的必要性，从而获得了法官的内心确信与对方当事人的理解。本案的成功调解及后续探视的平稳过渡，证明了在家事审判中，将法律刚性约束与人文柔性关怀有机结合，方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离异家庭重建良性沟通机制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