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在嘉兴市司法局和市律协主办的，三“十佳”律师的表彰大会上，我所再获殊荣：高文江律师获“十佳”公益律师称号。（图片右三）凌巧荣律师获嘉兴市“十佳”专业律师。（右二）

我所姚武强、凌巧荣、高文江律师被嘉兴市承办第十四届省运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聘请为嘉兴市承办第十四届省运会筹备工作法律顾问。2009年10月15日晚，在第十四届省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庆典的日子里，聘任仪式在嘉兴市体育中心会场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嘉兴市承办第十四届省运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主任李卫宁及市领导武亮靓、柴永强和省体育局副局长孔建军等领导出席。嘉兴市承办第十四届省运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体育局局长周梅芳向我所法律顾问颁发了法律顾问聘书。

2009年9月，我所律师黄伟被嘉兴学院文法学院特聘为公司法专题教授，主讲包括公司设立、股权转让、并购重组、清算破产保护等在内的系统课程。之前，我所律师姚武强已于2007年被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2009年7月4-5日，2009年嘉兴律师实务理论研讨会在嘉兴宾馆召开，我所姚武强、刘润涛合著《贴牌生产的法律性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获得一等奖，唐建伟所著《因第三方民事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处理解析》一文获得三等奖。

我所姚武强、胡平、刘润涛、唐建伟四位律师入选嘉兴市司法局“法律服务助推发展”宣讲团，姚武强主任并担任宣讲团副团长。

“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死亡赔偿标准全国统一彰显生命尊严　　在6月27日的专题讲座中，王胜明首先就死亡赔偿制度作了全面讲解。他说，死亡赔偿制度解决被侵权人因交通肇事、医疗事故等造成死亡的赔偿纠纷。“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都对死亡赔偿作出规定。”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医疗费、丧葬费的赔偿较为明确，便于计算，争议不大。”王胜明说，“争议较大的是死亡赔偿金的支付。实践中存在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按不同标准支付死亡赔偿金，城市居民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比农村居民高一倍至二倍，一度引发‘同命不同价’的争论。”　　“完善死亡赔偿制度，需要研究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对象、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王胜明强调。　　王胜明表示，赔偿对象解决死亡赔偿金赔给谁。赔偿针对损害而言，这个问题也可转化为侵害人造成谁的损害。“有人认为，造成谁的损害不是明摆着的吗？但是，这个问题至少争论了上百年，直至今天还在争论。学者之间有不同观点，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侵权人死亡，侵害了死者权益，造成死者损害。另一种意见认为，被侵权人死亡后已经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因此，侵害的只能是死者近亲属权益，是对死者近亲属造成损害。”　　关于赔偿范围，王胜明表示，这是解决哪些损害应当得到赔偿。“从国外赔偿情况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死者预期收入加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模式是死者生前被扶养人生活费加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最为人们关注的赔偿标准问题，王胜明说，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固定标准。不根据个人收入差异，也不考虑教育背景，原则上按照平均收入乘以一定年限计算赔偿数额。二是个别标准。原则上根据死者近期收入乘以一定年限计算赔偿数额。死者无收入的，划分不同情况按照平均收入乘以一定年限计算赔偿数额。”　　王胜明强调，纵观国外死亡赔偿制度做法，缺憾之一是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都以财产损失为基础。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也不单纯是取得报酬或者收入。“侵害人的生命，造成被侵权人死亡，赔偿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失和非物质损失。这样，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民法损害赔偿原则，彰显尊重生命的时代精神。”　　王胜明指出，“赔偿对象和赔偿范围有一定关联性，对这两个问题立法时要有明确认识。”　　至于赔偿标准，他明确表示“倾向于原则适用统一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　　他进一步指出，“统一标准不宜以城乡划界，也不宜以地区划界，而是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全国统一标准”；“个人差异，有时可以考虑，有时可不考虑，如交通肇事、矿山事故等发生人数较多伤亡时，可不考虑个人差异，采用一揽子赔偿方案”。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一直分管侵权责任法草案起草、修改的相关工作，其观点的分量不言而喻。透过他在讲座中的看法，我们可以断定，“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也许很快会成为历史，法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彰显生命的尊严。（来源：新华网）

为贯彻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方针提供司法保障，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点。最高人民法院５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并通过这个司法规范性文件，指导各级法院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及时妥善化解行政纠纷。　　记者从最高法院了解到，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大多数都要通过具体的行政管理手段予以落实，要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得以实现。而这些管理手段和具体行政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其中一些行为可能会产生行政纠纷，进而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反映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　　因此，《意见》强调，“要准确把握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社会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认真研究特殊困难时期政府行为的特点和方式，深入了解当前形势下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密切关注新类型行政纠纷的动向和态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纠纷和矛盾大量显现。特别是企业经营不善所带来的劳动保障问题，农民工下岗返乡所带来的农村土地调整问题，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振兴经济政策引起的农村土地征收及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使得行政争议日趋复杂化。　　“这些因为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因直接涉及相对人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极易演化成突发性、群体性和极端性的事件。如不及时予以妥善解决，对于保障民生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不利影响。能否有效预防和妥善解决这些行政纠纷，关系到党和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实效，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意见》提出，要妥善处理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保证各项应对措施落实到位，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因权力违法滥用而受损，更要着力避免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意见》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既有新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也有对特定种类案件的审理指导意见，还有对行政审判程序和裁判方式的适度创新。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说，这体现了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应当具有的五个意识，即维护大局意识、主动服务意识、保障民生意识、及时有效化解纠纷意识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识。 （来源：新华网）

最高人民法院5日公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要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民生类案件的审理。　　《意见》特别提出需要着重审理的5类民生类案件分别是： 　　依法审理好因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振兴经济政策引起的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案件。在确保国家重点项目推进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或者因立法滞后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合理补偿。 　　依法审理好农民工返乡后因土地、林地、草原等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行政案件。既要注意维持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稳定，也要依法保护返乡农民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益。 　　依法审理好行政给付类案件。用好用足现行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对起诉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基本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先予执行。 　　依法审理好因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而引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正确把握法律规范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注重维护劳动者实体权益。在涉及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和工人工资的金额认定方面，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准确把握证明标准。行政机关认定的基本事实成立，但在相关金额计算上存在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确定相应数额。 　　依法审理好劳动执法案件。对于劳动部门申请先予执行对恶意欠薪逃匿企业责令发放工资等处理决定的，要及时立案审查，尽快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保证劳动部门处理决定的及时执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来源：新华网）

国有股转持即将开闸。　　6月19日，由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发布。此后，国有股转持一直是媒体和业内人士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地方的国有股到底是属于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划拨后国有股是否会旁落外资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热议。　　针对上述问题，财政部企业司司长贾谌7月1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财政部等部委最近会出台国有股转持《细则》，上述问题或将得到解决。此外，“也将涉及国有股转持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目前正在核实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意味着，一直困扰中国资本市场将近十年的国有股流通这个“老大难”问题，似已尘埃落定，并有望在8月份开始划转。800亿资金将从“国有”变“公有”　　6月19日发布的《办法》，无疑是今年上半年股民眼中最为热辣的事件之一。　　根据该《办法》，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持有。　　四部委在公布《办法》的同时，公示了需要履行转持义务的131家上市公司826家国有股东的名单，同时指出，自公告之日起，应转持股份予以冻结。国有股东对转持公告如有疑义，应在公告发布后30个工作日内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反馈意见，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予以重新核定。如果在30个工作日内，已被冻结股份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还没有向监管机构提出异议的，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结算公司”)实施转持。　　对于那些有履行转持义务的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向中国结算公司下达国有股转持通知。中国结算公司在收到国有股转持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将各国有股东应转持股份，变更登记到社保基金会转持股票账户。　　这也就意味着，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有望8月份正式开始划转。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公司共131家上市公司826家国有股东，如果这131家上市公司826家国有股东正常履行转持义务充实社保基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估计，按上市公司的股价市值估算，“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转持的市值大概有8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这800亿资金无论对解决长期以来社保资金的匮乏，还是对股市投资理念由投机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转变，作用都是积极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划转，使得‘国有资产’变成了‘公有资产’，在产权归属上有了新的突破。”杨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据杨健介绍，在国外，国有和公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国内，这两个概念常常合二为一。　　“‘公有’指的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有，‘国有’是指财产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这次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就是从‘国有’划归到了‘公有’，受益人是目前全国享受社会保障的这2亿多人，以后范围还会扩大到13亿人民。”杨健评价说，国有股转持是一箭双雕的好事，既解决了大小非的困境，又兼顾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划转是“钱从地方政府的口袋里挪到了中央政府的口袋里”，争议也由此开始。地方和中央的利益如何分配　　在符合划转条件的这131家上市公司的826家国有股东中，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既有中央企业、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又有地市级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甚至还有地方政府部门。　　据权威部门的主管人士称，截至6月24日，还没有一家中央企业对《办法》提出异议。　　“中央企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分割中央和地方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地方的国有股到底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还是地方政府。过去国有股减持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分割的问题。”《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　　《办法》的出台，让困扰多年的“国有股到底该怎样流通”有了一个答案。但是，《办法》的出台，也意味着这些平时掌握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的钱，一下划到了中央政府的口袋。对这样的利益转移，用曹凤岐的话说“地方政府难免不乐意”。　　据了解，《国有资产管理法》一直没有出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地方财政管辖的国有企业财产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的争议，在地方政府看来，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地方的财产，不应该划拨。　　在相关部门对于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操作中遇到的问题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解决办法之际，舆论就开始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独立财经评论员侯宁曾公开发表观点说，此规定“有霸王条款的嫌疑”。　　但是，一些专家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杨健就认为，划拨是必然的，无可争议的。　　曹凤岐则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双级财产制。美国联邦政府有财产，各个州也有自己的财产；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实行的是单级财产制。